【特别关注】人生无非死扛着、赖活着

像先秦诸子那样去写作

Q：：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？

冯仑：大家认为写作就是正经八百地坐着写书面语言的东西，比较辛苦。而我发现能够流传下来、最广泛的书的写法都是故事加启示录的形式，比如《圣经》、《佛经》、《古兰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像先秦诸子比如庄子，他们爱讲点故事、道理。我这几年一直尝试用口语体口述，请人整理以后我再改。这样内容读起来比较轻松，基本的文法又没问题。

 

Q：作为一个成功人士，您觉得《理想丰满》属于励志类图书吗？

冯仑：不是，我写这个书完全没有按图书销售分类去写，我不是为写书而写书。这本书有三个方面的维度都涉及到了，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对于未来发展的思考，因为我是做民营企业的，在《野蛮生长》中我对于民营企业作了向内的自省、检讨，说到从原罪一直到中间可能出现的死亡、合伙的经历等很多问题。《理想丰满》则对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向外进行了观察，更多着力于讨论民营企业生长的外部环境，比如产权问题、法制问题、社会公平问题、公益问题、传承问题、生态问题、未来城市化问题、行业发展问题等。民营企业始终是我关注的最重要的立场和基点。

第二是写到社会的新发展和未来的变化。提到我看到的其他地方的社会现象，比如台湾，以及它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。第三是我个人的一些人生体会和观察，比如旅行、90后等，话题比较广泛。所以你看人生这部分有点像励志，看到房地产、民营企业、董事会等，又有行业、管理、财经等问题，看到谈台湾、社会收入差距、公益等，又相当于社会的观察和评论，它包容性比较强。

   

Q：您几乎天天都在路上。

冯仑：世界上的很多地方，大家可能只去一次，比如纽约，但是我都去五十多次了，台湾我去了30多次。我走了非常多的地方，像阿富汗、巴勒斯坦，我又是读人文科学的，所以我喜欢进行比较、观察、思考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另外作为民营企业家，始终想把自己的身份、立场和角色搞清楚，所以会写一些跟民营企业相关的观察，再用讲故事的方法把前世今生说一遍。未来我可能还会去尝试别的写法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写，我觉得写书跟做爱一样，得有情绪，否则被人诱奸和强奸都不开心。写作也是，高兴了、特别有冲动了，就写一下，如果没有就放在那。我强迫自己写的只有每年元旦给公司写一篇文章，现在已经写了19篇了，今年是公司20周年，就是第20篇。相当于每年写一个周年记。

  

Q：您写微博吗？

冯仑：我不写。但是公关部会选一些我说过的、他们认为有意思的话放在微博上，是以风马牛杂志的名义建立的微博。我自己没有专门做这个事情。以前大家都弄博客的时候，我慢半拍，后来决定不做博客，去做一个电子杂志，把博客升级，变成个人化的、但是有整体编辑的形式。这个杂志到目前已经生存了五年多，是国内仅剩的两个电子杂志，还有一个是《开啦》，但是《开啦》熬不过我。因为我们是慎重开通、一旦开通就不停，公司财务支持没有问题。很多当年写博客的人都不写了，但我这个杂志一直还存在，包括线下的活动，已经成为公司软性营销和品牌推广的一种方法。

 Q：您看微博吗？

 冯仑：我看，一般是潜水，每天看很多次。我观察思考微博传播的方式、特点、未来如何运用，也许到一定时候我会做决定去写，然后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  

从流氓文人到理想丰满

Q:听说您最近在为立体城市路演？

冯仑：对，在国内一天一个城市，今天晚上开始飞。

Q;立体城市是一个特别酷的事。您跟我们讲讲。

冯仑：比如北京的望京占地17平方公里，建了20年8百万平米的建筑，装了25万人，楼建得乱七八糟，这是一种发展模式，而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算出来一种新模式，可以在一平方公里上面建600万平米，装10到15万人。所有的建筑都是连通的，是一个建筑体系，就像童话里一样。建筑楼顶上有植物工厂，可以在楼顶养猪、楼中间杀猪、楼下边卖猪肉。它像一个整体的城市，有产业、有居住。比如你住在天通苑，跑CBD来上班，每天路上三四个小时，然后看病、娱乐又分别跑另外的地方，这个城市就让人特别焦虑、不幸福。在立体城市这些功能纵向分布、集中起来，它的摆法不一样，让人感觉很不一样。你要会摆空间可以很大，人也很舒服，不会摆非常拥挤又闹心。现在咱们的城市就属于没摆好，所以不方便。立体城市是步行城市，步行的距离就是上班、生活的范畴不超过一千米，这是测量过的人类心理最能接受的步行距离，一千米以上都会心烦。

Q：这只是一个概念还是说实体？

冯仑：现在在做，第一个将落地在四川成都，政府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控制性规划，明年上半年开工。总投资要530亿。

Q：多大啊？

冯仑：可以放34000个家庭。在成都南延线，就是现在的市政府往南九公里。第二个可能在西安新区里边，地已经都划好了。

Q：多长时间能建完？

冯仑：5到7年，这是一个超级尝试、巨大创新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幻想。我们现在第一个把它落地了。我讲理想就是墙上的美人，都很好看，现实就是炕上的媳妇，能生儿子，怎么能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还生出儿子来，这就是把理想变现实的过程。

Q：您做这样的事情考虑过风险吗？

冯仑：当然考虑过，因为我是商人，做了20年的生意，我们做了很多风险评估。这就相当于女人带孩子，40岁带孩子和15岁带孩子是不一样的，15岁当妈妈你不知道这孩子怎么会触电死亡，到40岁你就一定会把插座都包起来，让小孩不能碰它。我现在就相当于40岁爸爸带孩子，还会有风险，但是都在控制和理解的范围之内，所以就不是特别紧张，唯一的风险就是孩子不要太多、太辛苦。

Q：您在这二十年的生意里边，有什么失误吗？

冯仑：做生意就跟做人一样，比如你刚进入社会就很青涩，什么事只有热情，很少成功，经常遭遇挫折、白眼、无奈，这是刚开始。你到中年的时候就多少有一部分自信、自由，社会资源也多了。像我是大学77级的，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我们这批年龄段的，然后我又读了硕士、博士，曾经在机关里工作。所以我的同事、朋友、同学，现在大部分状况都很好。

这感觉就像吃苹果，年轻的时候就啃酸苹果，是吃着，但总是不爽，但还得吃。现在就吃一个熟苹果，你能感觉到甜，也感觉到乐趣，但也不能吃多了，要不太辛苦。所以每个阶段不同。我做生意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被动，完全是因为意外的原因进来的，但是我比较会把丧事当喜事办，在丧事当中学习哭丧，学习以死人为师。在佛教里面，死人叫大体老师，跟他学习怎么伺候更多的后人。

Q：如果不做生意您会去做什么？

冯仑：我曾经在政府里头做学术和政策研究，当时的人生设计非常简单。我们的工作叫理论对策化、对策政策化，让理论怎么变成对策，比如当前物价上涨怎么来解决，如果政府采纳了就变成政策。同时自己的身份就发生变化，叫学者幕僚化、幕僚官僚化，你要提对策就变成幕僚了，如果你去执行政策就变成官僚了。

我80年代的这些朋友基本没有下海的，他们基本上都走完了这个路线。比如现在很多财经的官员，80年代跟我们一样做学者，现在都做官僚了，如果我要不做生意呢，很可能性是这样。当然从我内心也很向往做一个知名文化人，文化人不知名很寒酸啊，知名以后犯错误都是议事，胡说八道都有人听，另外还能赚钱、自由，我非常喜欢自由。不管什么事，你要是知名文化人叫风流韵事，你不知名那叫流氓下作，差距都很大。

文人通常只有三种选择，一种叫反动文人，反政府，对社会持批判、对抗态度；第二种是走狗文人，所谓五毛；第三种是流氓文人。那时候我被误认为是反动文人，结果流浪成流氓文人，最后没想到成为皮包公司老板，然后野蛮生长，变成一个黑心开发商，然后再变成理想丰满。所以人世间像万花筒一样，生活把你蹂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不是你自己能够塑造的。

 

人一有角色，心灵就痛苦

Q：到现在这个阶段，你觉得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

冯仑：最大乐趣就是创造和自由。我现在能够做我想做的事情，然后我有自由。所谓自由就是比如今天我要去美国了，我不用跟谁讲我就去了。另外有一点财务自由，身体还健康，你到处可以跑，不受制。现在唯一感觉不自由的是时间，每天时间好像排不过来。

Q：比如大早晨起来接受采访。

冯仑：对，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呢。但是我感受到创造的乐趣。比如我是大陆企业，第一个在台湾做渡假公寓的项目，这个可以自己决定。另外我们在纽约拉登强拆掉的地方重新建立世贸中心，我们在上面做中国中心。像“9.11”那件事改变了很多世界的格局，重建时我能够直接参与，而且把中国的符号给它贴上面，这是创造。

我可以有说错话的自由、犯错误的自由，只要我有成本，能支付我改正的成本，我就可以犯错。我还有不巴结、不苟且的自由，但有时候我也可以去媚俗，但是有内骨，公司变成了内骨内向，就是说我有可以成为奴才的自由，也有可以成为主人的自由。这个自由对于一个辛苦了小半辈子的人来说，我觉得是一种补偿，人说年轻受苦是福气，老了受苦是可怜。年轻时看病排队，这算什么苦啊？你身体好，你一边排一边观察社会，没准儿写个小说推广，但70岁了站那排队拿药，哆哆嗦嗦被人吆喝来吆喝去，你心里就会觉得特别凄惨。

Q：您说的这种自由和创作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基础上？

冯仑：当然，这个自由是时间的自由、金钱的自由，还有角色的自由，你心情还要自由。比如我没有角色感我就很自由，人不自由是因为有角色感，比如我见到你，如果我必须定位成什么样，那这一演就不舒服了。

我有一次去东北很有意思，来了一个人，上来就说哥，我是妖，吓我一跳，还说东北话，然后让你摸他，当然要给小费，这个角色你就有点受不了，东北大小伙子，收拾的像姑娘似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人真正的自由、最有价值的是心灵自由，你一有角色，心灵就极其痛苦。比如说突然有一个人来了，非要让你赞助拿钱，他的角色假定你就是一个二百五，那你就很不开心。我曾经有一次癌症误诊，都病了在医院，还有人来要赞助，这不是找抽嘛。

Q：那您怎么应对的？

冯仑：那肯定不给他，赶紧打发走就是了。因为我是病人角色，大家应该安慰同情。但是他跟你演戏啊，生活中跟剧本一样，他有固定台词的，你得不得癌症他都是一个台词，这是叫角色。所以生活中每个人的角色和剧本很固定。

 

癌症误诊知道什么叫生死

Q：您那时候被误诊害怕吗？

冯仑：很迷茫，也不叫害怕。所以我后来总结，男人有四门功课是必须的，一是坐牢一年无罪真正知道什么叫是非；第二离异无子女，知道什么叫爱恨；第三癌症误诊知道什么叫生死；最后非典疑是知道什么叫委屈。癌症这个东西让你知道生死，因为你每天老想这事，突然感觉生命很沉，往下坠，所有平时重的事都往上飘，这个感觉很奇怪。过去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，我觉得是不能承受之重。到癌症的时候就是重，健康的时候是轻。健康时你会觉得，今儿要巴结这个领导特重要，因为你每天都活着，觉得活着是轻的，而巴结领导是重要的。当你得癌症知道人就是生死选择的时候，生命是沉的，领导不重要了。

Q：那不巴结了，后来发现被误诊了，不很惨吗？

冯仑：那是啊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如果病好了，发现生命又轻了，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领导、是非又都重了。所以人在生死的时候，对于一件事情的感受和平常差距非常大。我后来的一个改变就是，我做生命中增量的事情，所以叫追求理想，顺便赚钱，而不是做最赚钱的事情。

比如我们做纽约中国中心的事情，我花了八年精力，去了五十多趟，才赚多少钱呢？有这精力在这儿炒几块地，比这钱多多了，但这样做对人生没增量，在社会、历史上没人注意、没痕迹，而做点把地产和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的事情，我觉得挺好。另外从中也学会了很多特殊方法，因为这是在地球上最有挑战性的房地产，我学会了这些东西，对我在国内发展其他项目，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现在想的立体城市也非常之难，500多亿投资，我要费多少精力才把这事组织好。但是这个事会改变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和模式。

 Q：这是您理想的一部分？

冯仑：对，城市由摊大饼打补丁，改成适度的向里聚焦、拔高，把向外的力量拉回来，让人生活更有幸福感。在北京交通拥堵，男人前列腺经常得病，空气污染使女性也特别容易得病，人在路上的时间很焦虑，每天都要迟到，看病要排队。

另外房价高、生活压力大，没有快乐，但你又不能离开它，久而久之，变成囚犯一样。我希望改变，把城市系统重新设计，60%人在城市里就业，步行不用超过一千米，有学校、医疗城等各个方面的服务。我们还开发了一个网游，这个网游和真实的立体城市是一样的，你在里边玩，赢得的积分可以在立体城市里消费。

大家在立体城市里生活、工作，幸福感会增强。在北京像你这个年龄段都感觉幸福感不是很强，又不自由，压力又大，是吧？所以城市化现在给大部分的年轻人带来的都是焦虑和压力。尤其是独生子女，未来老人的负担会非常重。等你父母七十多岁的时候，你小孩也是正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你一会儿跑幼儿园，一会儿跑医院，基本上没法上班。以前子女多，父母可以轮流照顾，现在不是这样，如果都住在一个城市，那你大概从40岁以后一直在60岁，基本上在照顾四个老人去医院，如果运气好老人健康的时间长一点，你会好一点。

这就是城市化带来的一些困扰。我们现在想改变这个，让城市变得便捷、环保、低成本、高享受、高舒适度，这是一个梦想。

 

 

我曾经被医疗体制所迫害

Q：您至今为止觉得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？

冯仑：到目前来说，我对现在还都算满意。如果说最遗憾的是我曾经被医疗体制迫害。

记者：被迫害？

冯仑：我曾经去体检，因为它那个针头没有消毒好，给我感染了丙肝病毒，虽然现在是健康带菌，但是折腾的我不断要去检查，这就是医疗体制，它用铁针头，我被感染了，我还没法找他去。

记者：这是很让人愤怒的。

冯仑：对。癌症误诊以后，我特别爱好体检，三个月到半年查一次，全身各个器官我都体检过。花钱花时间体检，省钱省时间看病，健康不是治好的，是因为你提前发现。在小孩三岁、五岁以前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病，人生命体非常怪，随着年龄越大，病变的速度越快。我们40岁以前，可能一年体检一次没问题，因为免疫力很强，和病体对抗可能要一年以后会有很大变化，在一年内查出来就没事，但到六七十岁病变速度加快，你要不断地就像汽车一样去保养、收拾，你要不收拾，可能开到路上嘣一下就给憋死掉了。

 我就不断地去体检，对身体管理得很好。所以我再累我都知道没有问题，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龄做肠镜、胃镜，这些都是做一次管多少时间，已经到了哪个程度你也知道，如果说不行了去医院收拾收拾。体检就像汽车要多保养。

Q：您害不害怕老和死亡？

冯仑：目前还不害怕，因为感觉比较远，我估计人到临近的时候都会有恐惧。这个恐惧哺乳类动物全有，比如你到了死亡边缘了，像在悬崖边上往下跳，你说害不害怕？不怕就是疯子，正常人都会恐惧。所以我估计到一定年龄或者突然又得什么病的时候，可能会有恐惧。

Q：您考虑过退休吗？

冯仑：我今儿早上突然在想这个事，以前一直没有想，昨天晚上我一点多才睡，时差没倒过来，早晨6点就醒了，起来我还要收拾这五天一天去一个城市的行李，我想我是不是再过三五年退休得了，也许去干点我认为更好玩的事。

Q：不来接受采访了？

冯仑：不来了，因为采访这件事情有很多重功能，有很多时候是一种工作，要达成沟通，有一个预期的目的。比如艺人，他要知名度，提高他的溢价能力。我们商人希望提高公司的品牌知名度，比如我是一个作者，我希望这个书被更多人关注。在有着某种功利目的面前，你特别有欲望表达，比如有的人写微博，早上几点起来、几点睡觉都写，拿这事跟全中国人说晚安，因为有几百万粉丝跟着。

Q：特别有表达欲。

冯仑：有表达欲望。现在有了微博以后，你见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是媒体，我觉得人都不清静，人经常闲聊天的时候，咣就被弄出去了，觉得挺闹心。所以我觉得看微博最好别看评论。后来一想我跟他又不认识，他说我也好，夸奖我也好，不应该对我现在有什么影响，但你一看你是俗人，还会高兴或者生气。所以这个社会你要保持一个自由的心情，实际上要远离媒体。比如我到国外我就耳根清净，上完班，做完事，然后回到酒店，自己想去哪去哪。反而觉得特别舒服，人很开心、很幸福。

自从中国一落地以后，一打开手机，一看微博，人就开始闹心，你打开电视、报纸，一看甘肃什么学生又死了，又加税了、通胀了。人最大的幸福是没时间概念，聊到几点是几点，然后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，这多自在啊，哺乳类动物其实最初都是这种自然状态。社会化以后，人发明了表，让我们彼此控制他人生活，因为我要就你的时间，你也要就我的时间。

 

他们让我觉得做生意很光明

Q：现在还活着的人里边，您最钦佩的人是谁？

冯仑：从商业社会来说，我最钦佩三个人：王石、柳传志和马云，他们都是我的偶像。我觉得他们都在商业上创造了奇迹，在人生里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。他们做人处事方面拿捏的分寸非常好，对人真诚、不装。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经常在一起瞎聊天，讲段子，我回来以后第二天还飞到深圳跟王石聊天。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非常多做生意、做人方面的启发。因为有他们让我觉得做生意才有乐趣，如果在生意场上看到的只是挣钱和人性负面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很绝望。但因为有他们让我觉得生意很光明，对社会也很好，他们三个都有来推荐我的书，都是好朋友。

 Q：我看您买了乔布斯的传记，您喜欢他这样的人吗？

冯仑：这是中信出版社送的，我还没来得及看。我很喜欢他那种状态：法无定法、不拘一格、创造未来、开拓人生，他改变了行业规则。我非常希望能像他这样来做生意。

 Q：您会想跟他做生意吗？他的性格中可是有很多阴暗面。

冯仑：那没办法，他不代表我，那是他的事，我希望能够有这样一种生意人生，就像他讲的我不希望是埋在棺材里是最有钱的人，而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，我觉得这是激励我每天去做创造性工作的一个原因。

Q：您对自己的外表满意吗？

冯仑：基本满意，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男人，反正没缺什么也没多什么。当然不满意的地方不是我造成的，也不是我父母造成的，是时间造成的，我对父母造我的状态很满意，以他们的条件能造到这个程度，我觉得他们尽力了，我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满意，我没有放纵自己，比如说抽烟、喝酒，弄得牙也黄了，然后挺着大肚子，我觉得我还是对我父母的作品善加修缮吧，但是我觉得不满意也没有办法，比如头发会减少、有些地方松驰啊，甚至会突然发现体检的时候怎么个子比原来低了，每况愈下。原来我记得体检的时候是1米75，现在变成1米73了，有可能还低。这就暗示你，一件东西用旧了，它总是有褶子，就像一张皮，更好使更舒服了，但它旧了。所以人的形态、外表都是这样。

 

在中国社会还是男权社会

Q：您觉得对男人来说什么品质最重要？

冯仑：自由、自信。

Q：女人呢？

冯仑：优美、聪慧。

Q：为什么会区别对待？
冯仑：这是美学上的区别，因为男人自信会给他自由，他才能创造，然后他会包容，很多品质比如睿智、包容、自由、毅力、智慧都是来自于自信。当然自信又取决于理想、价值观等等。但女人所谓要优美、聪慧，是因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，女性是第二位的社会角色，男性是第一位的社会角色，当然它有些重复性。女性优美是大家共同肯定的，比如你坐有坐姿，说话有说话选择的词汇，现在我看微博上有很多自称女流氓的重口味女青年，说得都不优美，但后来我一看照片长得都还挺漂亮。女的太随意了，人家会认为没教养。现在中国社会还是男权社会，我认为比原来要好，但很多价值观是男性的眼光来看的。

 

Q：您从父母身上学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？

冯仑：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了，再往上倒他们也算富二代，49年以后变成拼一代，所以他们有比较好的家庭教养。比如对知识的尊重、做人善良本分，尤其是经过文革各种各样的摧残迫害，使他们谨小慎微、对风险敏感，这些可能都影响到我。另外他们是书香门第，影响我从小对人文科学的喜爱，即使在文革没书看的时候，父亲也给我找很多书来看，然后讲解。这对我知识的积累包括后来77年考大学，都是很大的帮助。

我记得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想我只要能跟他们这样，就不错了。但没想到后来跑这么老远了，前天晚上我母亲给我打电话，她晚上睡不着觉，打电话问我干嘛呢？我说我刚从美国回来，又飞到深圳了，我在北京两个月才见他们一次。他们俩也都七十多岁了。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看法，他们非常不容易，他们是早恋，我妈很早十几岁就跟我爹跑西安来，一直这么多年。家里头一直比较和睦，对我性格的形成就好，家庭比较健康，人就不各色。

 

伟大妇女不是不做小三，而是选择跟谁做小三

Q：您说到早恋，您觉得什么是爱情呢？像您父母那样。

冯仑：目前分不清婚姻跟爱情这件事了，但是往好里说就是爱情，如果俩人老吵架，大家就说叫婚姻，爱情是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表现。书里特别写了，人类起初没有爱情，在半坡村的时候都没有爱情，就是母系社会后期出现了私有制，出现了一夫一妻制，为了财产的继承，要把一夫一妻制固定下来。

人类有两件事情来保护一夫一妻制，一个叫处女崇拜，就是结婚的时候你必须是处女，保证这个孩子是咱家的，不能说是别人家的。感谢天赐，人是唯一有处女膜的哺乳类动物，老虎、狮子没处女膜，人就用这个自然差别来界定你是不是纯洁。第二把一夫一妻制一对一的情感美化、神圣化，叫爱情。一对多，叫滥情。爱情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在现代社会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婚姻，当你婚姻比较和平相处、稳定和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爱情会瞬间出现。

 Q:一定出现在婚姻内吗？

冯仑：在婚姻外一对一，也被认为是爱情。但是突破婚姻以后，就要靠时间。比如你出轨一天，人家说骚情，出轨一辈子就是爱情。做小三做三天，这算是作风问题，而一辈子，比如说赵四，扛了二十多年，愣把大姐扛下岗了，所以也变成爱情了。很多事就是扛，你没扛住，那你就不行，不被大家赞同。所以差别都在时间，根本不在事。

比如近代历史上的国母都是二奶变的，所以伟大妇女并不是不做小三，而是选择跟谁做小三。像宋庆龄、宋美龄、江青，曾经都是。很多事不在于做不做，不在于姿势，而在于跟谁做。我以前在《野蛮生长》讲过，第一决定于时间，比如你插足一年是作风问题，三年是搅和，三十年肯定是爱情。你如果说是小姐坐台，当下给钱叫嫖，一个月给钱叫友谊，一年给钱叫爱情，一辈子给钱叫婚姻。一切都是时间决定的，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头讲，所谓文明家庭就是文明的娼妓之主，现代的婚姻是性跟钱的另一种交易，因为你离婚时候才知道，原来你睡了二十年是得一半财产。这是我们党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中的一部分内容，所以不是我创造的。因为马克思本身自己都不信这个，他跟保姆乱搞。

 Q：对，生一孩子说是恩格斯的。

冯仑：嫁祸给了哥们，恩格斯也不结婚，也有作风问题，这都有事实根据的。我到英国去看马克思墓，现在英国共产党没钱了，把他保姆的墓跟他都混到一起了，说省钱，反正他们也都在一块。后来我还捐点钱，你们要不行，还是分开吧。

 

人生最好就死扛着、赖活着

Q：您怀疑过自己吗？

冯仑：很少怀疑，身体不好就怀疑，就是癌症误诊，只要健康的时候不怎么怀疑。

Q：您觉得自己是个诚实的人吗？

冯仑：95%以上是诚实的。

Q：那5%在哪？

冯仑：做梦的时候，做梦的时候有时候骗自己，也骗别人。我基本上能够做到95%。当然有些该说我没说，但我不编造。克林顿说我们发生了不恰当关系，但是口交不是性交，这是法律概念。他只是把一些信息遮掩了，但是他没正面撒谎。

Q：您觉得这种不算撒谎？

冯仑：这不算撒谎，我有时候没法表达，那我表达了以后，你们理解有歧义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

Q：您最想教给自己子女的是什么？

冯仑：就是一个人生的GPS，生活当中如何处理问题、安排自己人生的一个价值观、方法，我觉得她现在也有了，基本上不用我操心了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人生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不可能都替她安排了，但有了这个她自己就会处理，就不需要你了，相当于在沙漠里我告诉你怎么没有用，不如给你个GPS你自己走。

Q：您相信2012吗？

冯仑：不相信，人总有办法对付这个地球。

Q：最后问您，您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

冯仑：在活着，卑微的挣扎着活着，或者是快乐地、有益于他人的活着，人生意义无非是活法，如果说卑微、罪恶地活着，它的意义在于启发后人，做反面教材。但如果你是积极帮助他人，然后有益于社会的活着，你的作用在于改善别人的生活状态，让别人更快乐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活着，都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最好就死扛着、赖活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