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秋生，越轨是我的特权

40 岁以后的黄秋生貌似稳定了，平常的娱乐是“煮菜、看书、听音乐、做运动”，力求做个“细心、懂生活、尊重女性和小孩、勇敢、有承担有责任”的男人。...

发出声音就是反叛

要说黄秋生这人难伺候那是诛心，但想取悦于他确实不大容易。我们走进酒店套房的时候，那里人满为患；前一拨采访者还没走，套房客厅中临时搭起了摄影棚，黄秋生正在灯光下摆弄着一把长号。看得出来他对这乐器一窍不通。摆了一会儿姿势，他把长号扛在肩上，对着围观群众“突突突突”地开火扫射，人们大笑。

当然，如果他们是法国人，也许会集体表演一把中弹——2005 年电影百年诞辰，法国人曾在重放卢米埃尔的《火车进站》时集体跑出电影院以示怀念——不知道黄秋生更喜欢哪种反应。在笑声里，他矜持地向下扯了扯嘴角，将视线与照相机的镜头保持在一条线上。房间外的楼道中还放着两把电吉他，一把电贝司，一根长笛，两架萨克斯风和一把大提琴，看得出采访方做了功课，而据说就在刚才，黄秋生披着围巾穿着拖鞋弹了一段《花房姑娘》。

委实过瘾。然后黄秋生在窗前坐下来了。他点着烟，吸一口，再喝一口咖啡，样子有点累，几乎无可挑剔的五官合成四个字：“生人勿扰”。他带来的香港团队躲在卫生间里点了一大桌食物，边吃边用粤语聊着天，黄秋生不时高声插一句嘴，每句都能让那帮人笑上一会儿。这使人有点紧张。而黄秋生已经转过脸来，伸手将烟灰缸推得远离自己一些，示意我们，提问吧。我们很小心地从被当枪使的长号开始聊起。黄秋生说，他今天才发现自己对西洋乐器一无所知，除了吉他。

33 岁那年他出过专辑，“那时候”，他说，“我忘了谁的演唱会我去唱歌，下来就有个笨蛋要我出唱片。我就给他写歌，那种烂歌我可以一天写几十首……玩音乐只是我的兴趣。”他认为写歌出专辑是个失望的经历，而真正的音乐家“应该像莫扎特那样”。黄秋生的第一张专辑名为《支离疏》，在1995 年出版。

算起来那年黄秋生已经凭《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》拿了他的第一个香港金像奖，第二个也正在路上。但听口气，那段时间他似乎还是个愤青。他说，他写的歌“反叛的人会欣赏”，而反叛的人就是“发出声音的人”，“正常的人看见不公平的事都会发出声音”。最近一次感到不公平，他说，“是看到新闻，一个盲人居然可以从山东跑到北京来，这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”。

随后黄秋生否认自己是愤青，而且是从来没愤过。他说现在不开工的时候，他就是个窝在家里的宅男，而在20 多岁上下时，他是个“怪人”。20 岁以前黄秋生没有工作，每天仍是“宅在家里”，偶尔出去玩玩游戏，去沙滩晒晒太阳，觉得一切没太大意思，看那些成天忙着打架泡妞的同龄人，他说人家“不够爷们儿”。到21 岁他进了演员训练班，然后就在电视台工作了，每天只能睡3 个小时。

——“再然后呢？”再然后，他就红了。让黄秋生梳理一遍他的个人演艺史跟学一遍香港电影史差不多。包括三级片在内，他一共演过160部以上的电影。而且我们怀疑所有有关问题他都已经被问过了。而且他太喜欢用反问句回答疑问句：“不做演员会做什么？你不做人会做什么？”总体而言，与黄秋生的谈话有点像开着捷达追保时捷，当你茫然地盯着还未消散的尾气时，他又从旁边的小巷插回来了。

好吧，我们终于成功地让黄秋生大笑了一次：“快告诉我们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”——笑过之后他严肃地说：“我喜欢腿粗的，有力量。”

艺术选择了我

在所有演过的角色中，黄秋生认为《千言万语》中的甘神父“最接近艺术”。在那部电影的开头，甘神父在照顾无家可归者时给了吸毒者一点钱，有人说：“你明知道他拿去买毒品的！”甘神父回答：“可能，他有这样的需要呢。”这个角色公认是黄秋生最复杂最深刻的表演，在“香港特区十周年电影选举颁奖礼”上，黄秋生凭它拿到了最佳男主角。

他穿着有窟窿的牛仔裤登上领奖台，先用意大利文向大家说多谢，然后说：“其实真要多谢神。”而上一次在杂志上见到黄秋生，他下身围了块布，上身什么都没穿，指甲被涂得五颜六色。有人告诉我们，那个形象是他自己设计的。现在演戏挑选角色，黄秋生都是自己来，钱够不够、导演是谁、对手怎么样等等都是他的标准。他挺喜欢姜文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虽然姜文让他吊死在大桥下。他说“吊死是对生命的控诉”。他还说“看不懂那个电影的人是文学修养太低。

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有点意识流和魔幻主义。电影不一定要讲故事”。“我们看流行文化看太多了”，他又说。我们让他躺在床上弹吉他，身边扔满了电线。他弹了一会儿，坐起来，抓起一把电线摆出一副撕咬的表情。要在古代，我想他是“能将将不能被将”的。他在一分钟之内变换了五个不同的表情供拍——先让助理们用手机，再让我们的摄影师。

他说，从来没想过自己“长得好看”，“人要接受自己才会好看”，黄秋生说，“稳重的状态才会令我满意。我现在对自己基本满意。40 岁以后我开始稳定了，这跟年龄、修养、智慧都有关，不是每个读书的人都有智慧，也不是每个有智慧的人都会读书，小聪明的人太多了，很多的条件配合才能长成这个东西。”

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形容自己，黄秋生希望是“儒雅”。最近黄秋生刚读完《黄飞鸿电影研究》，“很有趣的一本书”，他说。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演过黄飞鸿，现阶段，这是他最期待的角色。“演戏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艺术。作为一个职业演员演戏应该把它变成艺术，”黄秋生说，“我没有选择。是演员选择了我，是艺术选择了我。”

太正常就是疯狂

黄秋生做过的最疯狂的事，是在演艺学校读书时跑到校长办公室的楼上拉屎。“原因？没什么原因。需要原因吗？”那时候他二十多岁，现在他很少做疯狂的事，“不是不敢，只是觉得无聊”。有次拍戏需要蹦极，黄秋生绑好绳子，爬上起跳台往下看了看，又下来了，“让替身跳吧”。他后面是张家辉，张家辉跳了，黄秋生坐在一旁喝咖啡，看着张家辉掉下去，心想“怎么没叫？”一口咖啡还没咽下去，就听见张家辉的“啊……”……“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”他很诚恳地问我们。

黄秋生平常的娱乐是“煮菜、看书、听音乐、做运动”，还有写大字和学语言，他还会买电影和电视剧的碟片回家慢慢研究，“《走向共和》里演李鸿章的那个老演员，吃鱼吃得很香，我看他嘴巴里都是白气，但是看起来很香，这就很厉害。后来我自己也去点那个鱼汤吃，腥到不得了”。黄秋生说：“一定要学习，不停地学习，怎么叫够？没有够，每一个行业都有做不到的，唯一要面对的就是你自己。”

他羡慕那些演什么都像自己的演员——“那就足够了，他们是帅哥啊，摆个姿势就好了，我求都求不来的”。黄秋生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“没有自制力”。他平均每天要喝一瓶红酒，“不开工就喝3 瓶……或更多，自己控制不了”，个人开销基本都在这上。他穿了一件黑衬衫，一条牛仔裤，看上去质料很好，但不像什么大牌子，他讽刺了一会儿对那个著名的被亚洲人喜欢的国际名牌的热捧，“土到爆，穿起龙袍不像太子”，然后又中肯地评论它的产品“做工不错，很重很耐用”。

他不戴手表，“自己不是名牌穿什么名牌都没有用”。他的钱大部分花在家人身上，他说自己花很多时间照顾母亲，“年轻的时候对我妈没有好好对待，这是我最大的遗憾，其实也不是。人生处处是遗憾，没有一个人生是完美的。唯一把不完美的人生变得完美就是接受自己的人生。很多人去整容，但有些基本的是不能改的，譬如我姓黄，我觉得不好我要改姓陈，但所有人都知道我姓黄”。

这个姓黄的人正经地告诉了我们，他喜欢的女人要“聪明，有幽默感，不要太难看。有些人看她眼睛好像里面空的，我就很害怕不知道跟她讲什么”。他承认这个很主观，“黑跟白之间太多颜色在里面”。至于男人，“要细心、懂生活、尊重女性和小孩、勇敢、有承担有责任”。他说最怕那种以为自己很男人的男人，“很讨厌”，当别人夸他“男人”，他认为“他们不认识我才会这样讲”。

前几天，黄秋生在微博上发自拍的照片，有些人说“黄老师你老了”，他心想，看到胡子白就说我老了，“其实我比你们很多人还年轻”。他尽量让生活规律，不是想长寿，就是想健康一点儿。有一次他去会所游泳，和救生员聊天，救生员告诉他说有个人，“也是个演员”，刚退休每天都来游泳，过了半年不见了，“死了”——“退休了就是死了”，他说，“我们这一行不是说到老了都要保持明星的状态，但需要对很多事保持旺盛的好奇心。

演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，越轨是我们的特权，但是很多艺术家就用这个来搞别的。比如吸毒有人认为是特权，那说明你没有想象力，你需要靠那个的刺激。别人问我，我说我出生前就吸够毒了”。“太正常就是疯狂”，黄秋生最后托着一个金属骷髅头告诉我们，“把烦恼放进鞋盒里面不要打开。人生就像爬山一样，不能往上看还有那么高，也不能往下看好可怕，就看前面两个石头的位置就好”。他看着骷髅，怜爱地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