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毛钱

文/阿微木依萝

我十岁的时候，父亲在乡政府（旧址）背后租了一间小土房准备开面馆。赶街的人要从这里路过，父亲认为将面馆开在岔道上生意会很好。

这是我们第四次搬家，不过这一次搬家令我感到骄傲，即使那间小房子并不属于我们，但听着“开馆子”这个词，便使人心情激动。一个常住于茅草房的人，突然要住进土房子，并且顶上盖瓦片，一时里，竟感到自己摆脱了窘迫的身份，不用再低着头听同龄人的奚落和讽刺，自尊心回来了，就长在头顶，于是，我每一次出门，都把脑袋高高抬起，虽然这会让我的脖子很不舒服。

父亲在整理面馆的最初，我和母亲还暂时住在河沟边，守着那片菜地和苞谷地。猪还是猪崽，面馆那边已经搭好了猪圈，只等选个好日子将它赶过去。

自从干爹的疯牛卖掉以后，我就不放牛了，住在哪里都很清闲，我的任务是上学，吃饭，玩，睡觉。

闲着的时候，我最爱玩一种游戏，那就是学西方小孩子走路，那是我在学校读书时，跑到有电视的人家里看到的场景；我拿着一根松枝做拐，慢慢地拄着它走到假装是餐厅的石头边，对着那块石头非常优美地说：萝卜丝太太，请给我一杯奶酪。

这个游戏玩得生厌了，父亲的面馆也开张了。

“米线面条”，木门上用粉笔竖写着四个大字，有了这四个大字，家就不是纯粹的家了，是馆子，是客人歇脚的驿站。